发生在虚伪与善良的边界
《兵谣》写了两年，从1993写到1995年，让自己出名，想提干部……没有一件是实实在在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……”而“装得一时，装不了一世。做得了一件好事，十件好事，做不了一辈子的好事”，他总有一天要显出原形。
这就是古义宝，一个清醒以后的古义宝。
解剖自己后，他对高官挤占了农场转志愿兵的名额一事，又义愤填膺，公开要求讨还公道，方法却是很传统的呼吁人们要良心发作，在他看来，只要人人有良心了，不正之风就能杜绝。
真能这样吗？
不正之风是一种体制病，道德与良心面对实际利害关系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。
古义宝不明白这些，所以他的面对某某要“问心无愧”的说法，只能是冠冕堂皇的虚词，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
而说出这些话以后倒肯定会有后果的。
小说以悲剧性结局，合乎实情；到了电视剧中，却不得不虚化处理，古义宝赢得支持，获得喜剧性的收局，从中可见我们的无可奈何。
看来，在军队中生活的人，都得明白一点“谋略”、诡计之道。战争年代它用于对“敌”，受“成者为王败者寇”的规律操纵；和平时期则用于战友与同事之间，为提干，为立功，为晋升——名额有限，有你无我。
想到这些，能不让人寝食难安？
军营作为一个需要高度集权化的群体，如何去改变和平时期可能出现的尔虞我诈呢？这种局面可变不可变呢？
作家把问题留给了读者，而这绝对是真正的问题：
当处于虚伪与善良的边界时，你将如何？
2000年9月，北京。